张维为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范勇鹏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的迅速崛起震撼了世界。我们需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政治话语和标准体系，把中国的成功经验推荐给整个世界。”
“今天这样一个中美国力竞争和世界影响力竞争白热化的时期，中国已经到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关头。”
“要实现中国在全球话语权、全球影响力和参与度的提升，我们急需做些什么？”
张维为演讲
中国的迅速崛起震撼了世界。中国发生的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方话语的解释能力。要真正读懂中国，我们需要有一种，我称作“对中国的整体把握”。究竟有没有什么概念能够比较全面地概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超复杂的国家呢？我个人觉得，恐怕还是“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比较靠谱。
我十年前出版的著作《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首次提出这个概念，也做了一定的阐述，这本书的销量已经超过两百万，译成近十种外文，总体反响也相当不错。我想这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国内外都有不少人或多或少认同“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至少可以说他们对这种解读也抱有兴趣。
“文明型国家”指的是一个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合的一种国家，也就是中国。
“文明型国家”的特点有四个“超”：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而且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的话，我想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但这种机会已经不复存在。
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而且也能够通过现代国家的转型，今天的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也只是一种理论的假设。如果今天数十个伊斯兰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够完成传统与现代化的结合，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后崛起，我想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今天看来这也是非常难以做到的，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一种愿景。
作为一个数千年延绵不断的伟大文明，又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从别人那里借鉴、学到不少东西，逐步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做法和标准。这样的国家，包括它的发展模式、它的理念、它的智慧，一定是影响整个世界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需要比较全面的发展。因为规模大，大国的发展和变化会影响世界格局。大国的变化就会产生规模效应、标准演变，乃至范式变化。
所以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任何事情只要经过中国模式的处理，马上就会在世界上产生一种新的坐标，甚至坐标体系。这些标准、这些坐标并不一定十全十美，甚至不少地方还有改进的余地。但总体上看，这些坐标实实在在推动了中国自己的进步，甚至也推动了整个世界的进步。
我们建设基础设施的做法、我们消除贫困的一整套做法、我们抗震救灾的做法、我们建立各种各样开发园区的做法、我们进行疫情防控这种教科书般的做法等等，实际上我们都形成自己一整套的做法、标准，甚至指标体系。
“中国扶贫第一村”福建省福鼎市磻溪镇赤溪村（图源：新华网）
我们就这么做了，外部世界很可能开始的时候不完全理解，但最后我想多数还是受到某种震撼，原来事情是可以这样做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些国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有些是出于羡慕嫉妒恨，对中国有种种抱怨，甚至是造谣诬蔑等等，所以我老说就让这些国家、让这些人继续留在黑暗中吧。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我们的文化基因太强了。不是你想要还是不想要中国特色，就算你不想要中国特色，它也会有中国特色，关键是我们不要用中国特色来拒绝学习别人好的东西，而是应该用中国特色来吸收别人好的东西。
中国引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是一种历史大潮，是一种充满中国特色的历史大潮，它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中国，同时也实实在在地改变这个世界，包括它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包括世界政治文明的版图。
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文明型国家”，我们现在倒是可以回头来看看，西方提出的很多核心概念有没有道理，比方说，西方主要的国家理论涉及的所谓“民族国家”才是现代国家，这种理论现在看实际上带来很多问题，包括很多国家不停地分裂，因为理论上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国家，它导致不停地分裂，而每次分裂往往都带来很多流血冲突。
不要说历史上欧洲“民族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带来多少战争、多少的生灵涂炭，单是过去数十年发生的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等等，就足以反映出西方“民族国家”这种概念的偏执。
现在欧洲在推动欧洲国家整合，我们叫欧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型国家”的一种尝试。但欧洲整合谈何容易？毕竟欧洲已经分裂了上千年。欧洲整合虽然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但欧盟整体的凝聚力远远低于我们这个“文明型国家”。
通过这次新冠疫情防控的国际比较，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内，我们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其它国家，我们看到的要么是只有一方，没有八方；要么是一方有难，八方旁观。真正出手提供力所能及援助的，实际上是中国，是笃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型国家——中国。
从世界发展潮流来看，我想“民族国家”都有一种趋势，在走向某种形式的区域整合。随着全球化、国际竞争的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问题其实是需要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越“民族国家”的限制，才能更好地应对。需要更多相同文化的国家间的整合与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些新的挑战。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没法真正联合起来的话，欧洲总体走衰的命运恐怕是很难扭转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欧洲整合遇到的阻力非常之大。非洲整合的阻力更大，因为迄今为止连泛非共同市场还没有形成。从泛阿拉伯主义到泛非主义运动，再到拉丁美洲各种新的整合倡议，我们可以看到某种文明整合的理想和愿景。
更密切的经济、文化、政治整合往往符合这个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但总体上我们也看到，除了欧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外，其它地区还要做更多的努力。而且欧盟的成功，用中国人的标准来看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为自己是世界唯一的一个“文明型国家”而感到自豪。
推而广之，我们今天完全可以用中国人的标准、中国人的成功实践、中国人的价值观来重新审视西方界定的各种各样的概念和标准，包括“民族国家”、民主与专制、人权、自由、普选、法治、多党制、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公共知识分子、GDP、人类发展指数、基尼系数等等等等。
该借鉴的我们要借鉴，该丰富的我们要丰富，该反诘的我们要反诘，该扬弃的我们要扬弃，该重新界定的我们重新界定，该颠倒重来的我们也颠倒重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逐步地建立中国自己的政治话语和标准体系，把许多被中国的成功经验证明的理念、标准和话语推荐给整个世界。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所有的难题都需要一些中国人的智慧才能更好地解决，所以中国人应当当仁不让，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范勇鹏演讲
我们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要把别人捏碎变成我，而不是把我捏碎变成别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学术文化界在知识体系和话语方面所做的事情，很大程度就是在“把我捏碎变成别人”。.
大家想想有多少人是用各种各样的西方概念来套中国，有多少学者在国际、国内发表文章，是用扭曲中国的事实和数据来迎合西方的理论，这样做得多了，很多人已经忘了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今天我们党中央要求建设中国知识体系，要求创新对外话语体系，我个人体会，这个重任就是要求我们摆脱西方概念的枷锁，以中国观中国，以世界观世界，回归实事求是和科学精神。
首先我们就是要把西方拉下历史的神坛，西方观念曾经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甚至是一种十分偏远、落后的地方性知识，后来随着西方的崛起，他们开始把自己的价值称之为一种普世价值，然后否定其他文明的价值。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把西方价值给降回到一种地方知识的地位，将之视为世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承认它伟大进步的部分，也要认识到它顶多只是世界文明的一个部分。
其次呢，我们要建立起一种反映人类社会事实、代表世界发展趋势的概念体系。首先就要从认识和表达我们自己来做起，我们认识自己是为了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人类性、时代性、趋势性的东西。
所以最高目标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讲了几千年的“大同”两个字。在此前提下，深入而全面地开展历史的、制度的、文明的比较研究，基于历史提炼出科学、客观的解释性概念，让这些概念互相关联，逐渐形成一个理论之网，必能建构起强大而有普遍性的中国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学术文化界有不少有识之士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比较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张老师提出的“文明型国家”概念，我认为它反映了中国的事实，同时又可以来和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相对话，并且解构掉西方用“民族国家”概念来规训世界的企图。
从我个人的角度谈几点中国文明中的普遍性价值。
第一，我要谈的是统一性。张老师的“文明型国家”定义里边有一条，就是超大规模，规模确实是中国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如何在这个大规模国家里实现秩序和良治是中国自古就在探索的一个问题。我们最主要的答案是什么呢？“大一统”三个字。
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一句话，“大有大的样子”，我们“大的样子”应该是可以为人类政治发展提供经验和智慧的。这就要讲到西方了。难道西方不大吗？西方自古都是非常小规模的整体经验。比如柏拉图的脑海中，理想国家是个人；亚里士多德是认为所有的公民能够听到一个人讲话，这是理想国家。
西方主要的大国经验可能就是罗马帝国，但是罗马并没有像我们秦汉一样建立起一个高度有机的统一制度。一直到美国建国，西方人才开始遇到建立一个大国的严肃挑战。不过当时美国人所面临的大国不到万人口，放到咱们的战国时期都算不上一个大国。
所以到今天，大家看一看西方观念里边，盛行着自治、分权等等这些小而美的观念，炮制了大宪章、三权分立这些反集权的神话，崇尚广场政治、选举、代议制、联邦制等等这些适合于小规模国家，或者是把小国给拼成一个松散大国的这样一种制度机制。
但是这种思想非常不幸，在近代对中国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严复早年面对西强中弱，就得出了一个知欧洲分治之所以兴，则知中国一统之所以弱的结论。最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出了分裂、分治的泥潭，带领中国重新回到了统一性的这个正轨上。
人类今天面临的挑战，比如像新冠疫情、气侯变化、全球衰退、消除战争、全球犯罪、恐怖主义等等，都不可能在小规模层面上解决，人类未来一定是要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西方的学术理论和概念体系，我讲了它是根植于微型传统的，不可能为人类指出正确的方向、光明大道。而中国的统一性和大规模治理经验，恰恰是未来的普遍性价值之一。
第二，平等性。中国从战国末期开启了平等社会，两千余年向着平等理想持续发展。从春秋战国开始士人干政，到商鞅变法、立军功爵，到秦朝以吏为师，到汉武帝连发三道诏书求秀才异等诏（后来为了避光武帝刘秀的讳，变成求茂才异等诏）来实行举荐，再到隋唐建立科举。
商鞅变法（资料图）
这个过程里平民不断地获得政治权利，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里，而且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渠道不断拓宽。这一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一个特例，中国到宋代就已经出现了布衣卿相满朝堂的普遍现象，基本上实现了韩非子所说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目标。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原始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想和政策，比如孟子讲养民、民本，要为民置产，我们历代搞平准均输、授田均田、常平救灾等等，在其他地方的历史上很少见，特别是在西方。
而西方思想中讲的平等本质上是什么？就是资产阶级的平等，也就是财产的平等。从中衍生出了机会的平等、法律的平等、程序的平等。但是他们很少
